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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唐容川中西贯通的清代医学家 [打印本页]

作者: 南京陈斌    时间: 2022-7-19 03:49
标题: 唐容川中西贯通的清代医学家
唐宗海少习儒。光绪十五年(1889)举进士,授礼部主事。中年嗜好医学,主张“好古而不迷信古人,博学而能取长舍短。唐氏虽然也说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主张学习和吸收西医的内容,着眼点在保存经典中医学,表现有“重中轻西”的倾向。唐氏显然是受到当时盛行的洋务思想的影响,其学术观点基本上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在医学领域的具体运用。

人物简介唐容川(1846-1897),清代医学家,即唐宗海。经方家也同时是中西医汇通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字容川。四川彭县人。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1884),于血证的论治有独到之处。

人物生平著《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两卷(1892),认为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在内科的治疗方面,中医的优越性确为西医所不能及,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并试图用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来印证中医理论,对此后中西医汇通论者影响较大。他重视气血说,著有《血证论》8卷(1884),受杨西山《失血大法》影响,讨论气血水火关系以及血证与脏腑、脉证死生、用药宜禁等问题。提倡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大治血证原则,较为实用。另有《本草问答》两卷(1893),议及本草学理论,比较中西药学之异同与短长。《金匮要略浅注补正》9卷(1893)和 《伤寒论浅注补正》7卷(1893) 则是对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和《伤寒论浅注》两书的删补、正误,并合中西医之说而成。以上五书合称《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唐宗海在维护中医,融合西学的同时,认为宋元以后的医学水平不如《伤寒论》以前。

作者: 南京陈斌    时间: 2022-7-19 03:50
另附人物小记:
清朝末期,四川医家唐容川,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接触了当时这个大城市的许多医家,相形之下,他的医术还高人一着。在医家中,每有疑证问他,他都会一一作答。凡人身脏腑经络,明为观火;且谈三焦更能发人所未发。皆以西医的形态结构印证中医气化。有一次,上海邓甚章医生遇到一例奇难杂证,束手无策,便延请唐容川诊治,一经用药,妙手回春,沉痼顿除。人们都感到惊讶,上海中医药界也为之震动。邓甚章更是甘拜下风,奉之为津梁。尤其在他读了唐容川的医著更是爱不释手,啧啧赞叹说:“仲景之书是锁,这就是钥,真鸿宝欤”。并且,特为唐容川的《伤寒论浅注补正》一书作序。

唐容川,名宗海,四川彭县人,生于清朝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卒于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他从小刻苦学习,研读方书,知识渊博,精通《易经》,擅长医学,中进士前已经是“名闻三蜀”。著有《血证论》、《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本草问答》、《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等,后合订成丛书《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对血证的研究和在中西医汇通道路上所作的努力。

唐容川小时候,由于父亲体弱多病,在治经之余,也就“习方书”,亲自调治父亲的病。但过了些日子,父亲病情恶化,突然吐血,接着又转为下血,这是他从未遇到的难题。于是,他遍览方书,遇到有关血证的记载,便反复琢磨,并积极请教在这方面有研究的人。听说本乡杨西山写的《失血大法》,得血证不传之秘,他的门徒争相抄录,私为鸿宝。唐容川便多方购求,好不容易得一览。但他看后大失所望,认为这本书议论方药,未能精详,用它治病,也少有成效。因此,他反过来钻研经典医著,废寝忘食地学习《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著作,触类旁通,豁然心有所得,掌握了治疗血症的要旨。他还钻研了其他各家学说,既吸取他们的所长,又指出他们做得不够的一面。如他对李东垣的认识是:东垣重脾胃,但只知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对朱丹溪的认识是:治病以血为主,所以用药偏于寒凉,但不知病在火脏宜寒凉,病在土脏宜甘缓一类药。此外,他对黄元御、陈修园等,也都有正确的认识。由于他擅于汲取前人的经验,加上自己在实践中的摸索,逐渐总结出一套治疗血证的经验,用于临床,疗效较好,“十愈七、八”。这时他父亲虽然因血证病死了,而他妻子不料又得了血证。他便亲制方剂,结果,把妻子的血证治好了。由此,他深深感到,大丈夫虽不能立功名于天下,敬有一材一艺,稍微可以补救一下。为了弥补在血证研究上的传陋,他决心编一部有关血证的专书。于是,他将失血证精微奥义,一一探究出来。有的伸古人所欲言;有的补前贤所未备,力求理足方效,于一八八四年写出了《血证论》一书。书写成后,他回顾自己研究血证的经历,不禁感慨万千地说,他悟医道晚了些,所以未能救治父亲。然而犹幸的是能著出此书,可以救天下后世之人了。由此可见,他为能救后世血证患者而感到自慰,以弥补他未能救治父亲的伤痛。

《血证论》是唐容川最有价值的著作。全书综合了各种血证的证治,包括血证总论和一百七十余种血论,还选录了二百余方。论证用药颇有独到之处,是中医学史上有关血证的首创专著。此书解放后有排印本出版,影响颇大,评价颇高。有人认为该书所说的都是实事实理,有凭有验。尤其他强调采用“去瘀生新”治疗血证的原则,对后人很有启发。

唐容川所处的时代,西医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唐容川为了保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抵制否定中医的逆流挺身而出,第一个提出“中西汇通”,试图寻找中西医学术之间汇通的途径。他认为西医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比如西医详于形态结构,而略于气化;中医精于阴阳气化,而绘“人身脏腑真形多不能合”。因此,他主张尽管中西医产生的地域不同,学术体系不同,但可以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互相汇通,达到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寄望五大州万国之民,都无夭折。

在中西医汇通中,唐容川是采取保护和发展祖国医药学为前提。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医只能用药,不懂“解剖去病”,以此专门找中医的岔子。唐容川拍案而起,奋笔写了《七方十剂》一文加以反驳。他说,《灵枢》、《素问》、针灸,虽无剜肠剔骨之险,却有起死回生之妙。华佗已有剖析之法,后人因为畏其难,就少用了。实际上,“剖析”是“粗工”,不及针刺之妙,而针法微涉不如方药之详。仲景独以方药治病,是最为恰当的。现在,有些人,偶尔见到西医剖析见效,就“奉为神奇”,而不知道“其是失参半”。他用了自己亲身见过和治过的病例加以说明。四川有个人脑后颈上生了一个疮,俗名叫“对口疮”。此疮发于督脉,督脉上颈贯脑。颈之能竖,是由于督脉之力。这个部位的疮,中医认为是不能割的,而西医不晓得,竟把它割去,敷上药,说很快就会长肉的。谁知病人立即颈折,举不起来,三天就死了。又如陕西有一个人腹部臌胀。西医将其剖腹治疗,流出两碗水,从表面上看,病人的膨胀好象消了。但是,不久又发,发了又剖、剖了又发。如此连剖三次,连发三次,一直未断根。唐容川认为,这是西医不讲五行之过,只知放水,而不知水怎么来的缘故。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为当时总理衙门总办陈兰秋治病的情形。这人肌肤甲错,肉削筋牵,阴下久漏,小腹微痛,大便十天一次。胁内难受,不可名状。腰内也如此。前阴缩小,右耳硬肿如石。唐容川诊视后,说:“这是肾系生痈,连及胁膜,下连小腹。因此时时作痛,又下阴穿漏。这是内痈的苗头。应以治肾系为主。”陈兰秋听后勃然大怒,说道:“西医也说我的病在腰筋髓内,所以割治了三次,但不能止漏。无药可治。现在你的诊断与西医同,该不是也束手无策了?”唐容川告诉他说:“你出入各国衙门,常常接近西方人,就知道西法千古所无。其实并非这样,就拿你的病来说,西医只知道在腰内,但你的耳朵为什么发硬,前阴为什么收缩,大便为什么不下,他们肯定不知道。”陈兰秋说:“是这样。”唐容川解释道:“西医不知肾系即是命门。生出板油连网,即是三焦。肾开窍于二阴,故前阴缩而大便秘。三焦经绕耳,命门位当属右,故见右耳硬肿,周身甲错,是由于肾系三焦内,有干血死脓。”之后,他按仲景提示的方法治疗,就把陈兰秋的病治好了。为此,唐容川深有感受地说:“中国经数圣试验准确,定出形性气味,丝毫不差,为最精”。这些议论说明,唐容川西学中用,对西医甚了解,而深入学习经方。唐容川的言论在当时面对“重西轻中”的潮流中,维护中医经方理论,起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他在研究血证之余,在中西医汇通方面绞尽心血,可是由于人世界观的局限性,往往采用机械、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进行研究,结果收效不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敢于大胆引用西医的知识来印证和解释中医,汇通中西医学,这种革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所以说,无论是从他的治学精神以至医学理论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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