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本什么书？ - 导航中医药

《易经》成书于西周时期，乃是一部筮书，即算卦的书，出自卜史官之手。《易传》成书于战国秦汉间，乃是一部哲学书，出自受道家影响的孔门儒生经师之手。二者相差好几百年，其性质完全不同，应分别对待。

《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某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的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与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所以实际说来，《周易》古经不是一个时期写定，更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我们从它的内容和形式观察，它的完成当在西周初年。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文王作卦爻辞’，马融、陆绩等（《周易正义》引）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这在先秦古籍书中没有明证，难于置信。今人有的说是东周作品，更不可从。”

“传的部分共七种，就是《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彖》、《象》、《系辞》各分上下两篇，因此《易传》共十篇，旧称《十翼》，都是《周易》古经的解释。这七种都作于东周时代，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司马迁（《孔子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等说是孔子所作，是不对的。近代有人说其中有汉人作品，也没有坚强的证据。

《易传》的解经，诚然有正确的成分，但是有许多地方不符合经文的原意。而且《易传》的作者们常常假借经文，或者误解经文，或者附会经文，来发挥自己的哲学观点，又夹杂一些象数之说。讲《周易》固然不能抹杀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总之，《易传》七种仅仅是《周易》古经最古的、有系统的、值得参考的、有正确成分的解释，绝不是什么‘不刊之论’。初学《周易》，如果处处拘守《易传》去体会经文，那就难以窥见《周易》古经的原意。然而我们如果不管《易传》解经的是非，而只就传文所表现作者们的思想体系而论，那么《易传》还是古典哲学中异常重要的著作。

因此，我认为研究《周易》古经，首先应该认识到《周易》古经本是上古的筮书，与近代的牙牌神数性质相类，并不含有什么深奥的哲理。其次应该考释经文，参阅旧说，探索它的原来义蕴，对于《易传》只看做旧说的重要部分而已。有的可以引用，有的可以不采。”

“其实‘经’和‘传’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其性质完全不同，应该分开来论述。分而言之，《易经》是一部占筮书，以占筮成分为主；《易传》是一部哲学书，以哲学成分为主。……也就是说，《易经》是带有哲学色彩的占卜书，《易传》是带有占卜色彩的哲学书。”

“从卦爻辞的内容看，《易经》是部占筮书，是周人占筮的典籍。……周人发明占筮时，最初只有八卦，以八种不同的形象判断所占之事的吉凶。判断占问某事和吉凶的辞句，称为筮辞，是占问某事时的原始记录。《周易》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爻辞，皆来源于筮辞。筮辞并非某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不同时代的人长期积累的结果。

掌卜筮之人将多次占卜的结果（包括所得兆象和占断辞句）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统计，将应验的兆象、辞句挑选出来，进行重新加工、编排。有的卦辞经反复修改、安排，仿若一首诗歌，并能体现出一个中心思想。如渐卦、剥卦、复卦、临卦、明夷卦等。编辑加工的目的，仍是为了占筮系统性的需要。不过，大多数卦辞、爻辞仍属于筮辞的堆砌，卦、爻辞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易经》卦象和卦爻的符号系统是长期的原始卜筮过程中，逐渐把数和象整齐化、有序化、抽象化的结果，具有稳定性、规范性。通过对立面的排列、组合，反映人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就八卦来说，分别由奇（—）偶（- -）对立两画，构成四个对立面。就六十四卦来说，又分别由八种对立的卦象构成，组成三十二个对立面。就卦序说，六十四卦又是“二二相偶”，成为与对立的卦象相配合的系列。这种思维是承认卦象存在着对立面，并由对立面所构成，其变化表现在其中的基本要素——两画的配合上。体现了以对立面的相互关系说明事物变化的思想萌芽，对后世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易经》卦爻辞的文字系统，涉及宗教迷信、人生态度、伦理观念、宇宙认识等各个方面。反映了殷周之际奴隶制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风貌，以及当时所具备的历史、科学、政治学、伦理学知识，体现了初民以卜问形式、卦爻结构解释客观事物变易规律的企图和寻找宇宙因果联系的努力。

《易经》继承了原始的巫术文化传统，反映了殷周之际宗教思想的变革，将当时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观念与卜筮相结合，构成了一个以天人整体观为理论基础的巫术操作系统，其迷信成分有所增加。但扬弃了原始占筮那种单纯根据蓍草排列以定吉凶的思维模式，在蓍与卦的外壳下蕴藏着一定的哲理。

由上述分析可知，《易经》虽是一部占筮书，是巫术文化的产物，但并不是一般的迷信书，不像龟卜那样只简单地告知吉凶结果，而是增加了人为的因素，增加了趋吉避凶的价值选择因素。《易经》在言占筮中，还具有帮助人们安身立命、稳定情绪、安慰心理的作用，因而带有一定的人文色彩。

即卦形64个、卦名64个、卦辞64条、爻辞384条、用九1条、用六1条，除了卦形之外，文字共450辞（所谓辞，就是长短不等的一段话，有的只有几个字），经文共4940个字。《易经》本是占筮书，就是通过蓍草的演变，以求得一卦，根据所得卦象和卦爻辞，以定吉凶祸福。

以下是无标点的今通行本《易经》白文，共4940字。时贤赵洪钧先生把450辞用阿拉伯数字编了号。赵洪钧先生说：“读者不难看出编号的规律。尽管按习惯以卦名加爻位引用经文也不难核对，但我相信再加上数字编号更方便读者迅速核对且更难出差错。”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延寿），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伊川），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之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余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

“《周易》是一部占筮书却是无容置辩的。古人迷信，遇事狐疑，总喜欢向神请示。殷人用龟占，周人用占筮。龟卜记录下来就是现存甲骨文的卜辞，占筮记录下来就是筮辞。《周易》是根据旧筮辞编选而成的，而且也采用了占筮参考书的形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的作者就是西周末年的一位筮官。

筮官把占过的事和结果记下来，以便年底复查占验多少。因此，《周易》所记的筮辞，许多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录，这对于研究西周社会，是一份十分有价值的史料。而且，既然经过了作者的编选，就自然地体现了作者的意图与观点。书名‘周易’，正是取周室即将变易的意思。他是为了挽救周室的危亡而编著的。在旧筮辞的基础上，作者还常常加以说明、评论，所以书中又包含了他的政见和哲学思想。因此，《周易》虽然以占筮书的形式出现，但却堪称我国哲学史上的第一本著作。”

“《周易》这部书，以前的儒家是不大过问的。……以前的人有说孔子作《卦爻辞》的，有说孔子作《易传》的，实在都是渺茫的很。但《卦爻辞》虽与孔子无关，却是一部古书。它里边称引的故事都是商代及周初的，可信为西周时的著作，不过它原来只是一部占卜的书，没有圣人的大道理在内。”

《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全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含乾卦的用九，坤卦的用六，一共有四百五十项文句。这些文句除强半是极抽象的、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社会的生活。这些生活在当时一定是现存着的。所以如果把这些表示现实生活的文句分门别类地划分出它们的主从出来，我们可以得到当时的一个社会生活的状况和一切精神生产的模型。

《易经》全部就是一部宗教上的书，它是以魔术为脊骨，而以迷信为其全部的血肉的。……八卦是天人之间的通路，龟便是这通路上来往着的宣传使者。所有人的祈愿由它衔告上天，所有天的预兆由它昭示下民，一切的吉凶祸福都可前知；龟当然可以成灵而谁也不敢违背了。谁敢违背，那便是凶。……上帝是天子产生的。上帝的意旨其实就是天子的意旨。吉凶祸福之权是操在天子手里的，结果就是服从我的就有好处，不服从我的便有灾害。这假手于龟卜蓍筮当然是再灵验也没有的了。……上帝的骗局就是这样，龟卜的骗局就是这样。”

“《周易》是我国古代一种卜筮之书。这一点，从它在《周礼》为太卜所掌以及它在《左传》、《国语》诸书中的应用，可以看的清清楚楚。但在这个卜筮之书中却蕴藏着极为深邃的哲理。这一点，则除了《易传》之外，不见有人说过。因此《周易》之所以可贵，端在有《易传》为发掘它在卜筮外衣下所掩盖的哲理。”

《周易》为古典哲学之源头，经文虽为占筮之书，但具有丰富的人生哲理。《易经》的形象思维及其辩证思维方式，对老子有诸多的启迪。而《易传》，则在诸子思潮的冲击下，将占筮之书逐渐转化为富有哲学内容的著作。《易传》的哲学化、继承老、庄思路脉络。……《周易》经和传写作的年代，首尾相差少则五、六百年，多则七、八百年。而历代易学者多是以传解经，我们认为经传当分别解读。”

“关于《周易》经文形成的年代，近人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认为，其基本素材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产物。因为卦爻辞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者。……《周易》的原始素材来于占筮的记录，后来经过加工，逐渐成为占筮用的典籍。就此书的编纂说，有一定的思想性，也有一定的艺术性……它近于占筮用的字典，又不只是按甲、乙、丙、丁罗列各种筮辞。但总的说来，这部典籍的形成出于占筮的需要，不是用来表述某种理论体系。宋朝朱熹说：‘易本为卜筮而作’（《语类》卷六十六），这一论断是可信的。关于《周易》的编纂，近人认为出于当时的史官之手，《周易》是经过多次整理而成的。史官在古代兼管占卜之事……《周易》这部典籍的编纂，出于西周的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

“语言的比较证明《系辞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说法的可信。这和我们对《周易》本经史迹和先秦两汉其他文献记载考察的结果是一致的。因此，将《周易》本经的成书定在殷末周初，应最为可信。

讨论《周易》的作者问题，第一是要从《周易》本经出发，第二是尊重而又合理地吸收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先秦文献关于周文王与《周易》有密切关系的记载是信而有征的；汉代文献关于文王、周公作《易》的观点是成立的；孔颖达的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说虽为主观，但其‘父统子业’说以文王为其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周易》本经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作了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序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周公的改编、加工，以至最后形成《周易》本经。《周易》形成后，掌于祝卜之手。周公作为祝卜系统的首脑，不但改编和加工过《周易》的卦爻辞，而且为解释《周易》的创作背景、思想内涵也作了一定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易象》一书。《易象》藏于鲁太史之处，既与周公父子的职掌有关，也表明了周公与《周易》本经的特殊关系。

物生有象，象生有数，乘除推阐，务究造化之源者，是为数学；星土云物，见于经典，流传妖妄，寖失其真，然不可谓古无其说，是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杂，不可殚名。《史志》总概以五行，今参验古书，旁稽近法，析而别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占卜，曰命书相书；并而合之者一：曰阴阳五行。杂技术之有成书者，亦别为一类附焉。中为数学一家为《易》外别传，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煽动。必谓古无是说，亦无是理，固儒者之一谈。必谓今之术士能得其传，亦世俗之惑志，徒以冀福畏祸。今古同情，趋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谬之谈，弥变弥夥耳。然众志所趋，虽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

赵洪钧先生说：“为了使读者很方便地核对本书引用的经文，我把450辞用阿拉伯数字编了号。读者不难看出编号的规律。尽管按习惯以卦名加爻位引用经文也不难核对，但我相信再加上数字编号更方便读者迅速核对且更难出差错。”

若问：《周易》是一本什么书呢？不是很好回答，因为《周易》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周易》就指《易经》，广义的《周易》则既包括《易经》也包括《易传》。不过，在交代《易经》和《易传》分别是什么书之前，请读者牢记，无论就内容看还是就社会功用看，《易经》和《易传》基本上都是两回事。

一个权威是秦始皇。他下令焚书时赦免了《易经》，因为它是卜筮、即算卦的书，不属于任何政治思想流派。所以那时儒、墨、道、名、阴阳诸家都倒了霉。最倒霉的是儒家。儒家不但被焚了书，还有三百多想闹事的儒生被活埋。《易经》却完整无损地保存了很多手抄本——那时没有印刷术故无版本之说。

我认为，秦始皇和《汉书•艺文志》，在这个问题上，比后人乃至当代学者更权威。秦始皇的帮手李斯是儒家出身，不会看不出来《易传》当中的儒家思想。秦始皇本人也不会没有读过《易经》。故那时《易传》很可能还远远没有完成。换言之，《易传》大多是秦代和汉初写成的。

朱熹就说：“《易》乃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说话。及孔子，始取而敷衍为《文言》、《杂卦》、《彖》、《象》之类，乃说出道理来。”“《易》只是卜筮之书，今人说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截功夫。”（俱见《朱子语类》）

2.《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3.《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4.《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4段最推崇《易》，但也最空洞。

以上五段，均见于《系辞》而且是编在一起的。应该至少出自5个人之手。其中1、5两段是猜测《易》的成书时代和原因。3段提出要重视彖辞并且对不同爻位之间的关系做了一般性的说明。该作者应该熟悉占筮算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