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中医的“变”___兼与邓铁涛先生商榷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 张毅
拜读邓铁涛先生《正确认识中医》（见《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2月17日）一文后，感触颇多。先生是当今中医界的泰斗，在学术界的威望极高，其发表的言论对中医界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但先生在文中的一些观点，本人实难苟同，这或许是两代中医的代沟吧!我深知，在传统文化氛围甚浓的中医界里和德高望重，威信极高的先生您叫板，将可能招来一些骂名(现在就有称我是“民族败类”的)。但为了中医的未来，本人依然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抛出自己的观点，或棒喝于同门，或就正于先生。
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所在，她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而绵亘不断，数千年来为炎皇子孙代有传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这样说，没有中医就没有中华民族繁荣兴盛的今天。然而，当时间老人步入到19世纪中叶，承载炎黄子孙的中医航母与西方文化激发出的西医药大冰山发生了激烈碰撞，由于这次大冲撞，致使中医航母游弋漂荡，在漩涡中苦苦挣扎而不能自拔，随时处在倾覆的险境中。让人遗憾的是，操作这艘航母的中医人，对其存在的危险混然不知，而一厢情愿式的中医自恋情结，使得这些人把航母上不管有用还是无用的东西统统视为珍宝，即使船仓进了水，船体已倾斜，宁可让其保持原貌而沉没，也不愿意让其卸包袱，去累赘，更新换代，依然陶醉在曾经的一帆风顺中。这就是我对《正确认识中医》一文的总体印象。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医呢？
1、变则生生不息，不变厄运当头
唯物主义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总是发展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果处在历史空间的事物不能适应历史发展潮流，迟早会被历史所唾弃。中医为什么“历经千年，推而不倒”？就是因为在变化中因应了历朝历代劳动人民群众的医疗需要。中医为什么在1840年以后名存而不兴盛？就是因为它的变化远不不如1840年以前那样能满足历史发展的需要。仅管我们至今还把《内》、《难》、《金匮》、《伤寒》视为中医理论千古不变的真理，然而，春秋战国，东西两汉的中医水平，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唐宋时期的中医水平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所处的历史时期比前者的生产力水平要发达得多，社会环境也全然不同，疾病的发生当然也就打上了这个时期的社会烙印，人们对医疗的需求相对说来肯定就要“苛刻”得多，为适应这一历史发展特点，这个时期自然也就有了诸如滋阴、补土、攻下等为代表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产生，这些方法虽源于《内》《难》，但其学术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它们的理论范畴。如果到现在，还有哪一位中医师至今依然用葱管来导尿，用鹅羽来探吐即使他是中医界的泰斗，也必然遗为当今中医界的笑柄。可谁又能否认，在发明这一技术的时代，它又是最先进的治疗手段啊!如果哪一位中医师现在还把根据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开发出来的中医电脑诊疗系统(尽管它还不十分完善)称为荒唐，肯定要被我们认为是缺乏现代知识一族，而这要是在一百多年前，一定会被中医的卫道士们视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他们会问，机器怎么能代替人脑呢？
这就是变，是历史的发展逼着我们变，没有这一变，中医必然是不推自倒的结局。
2、只要灵魂不灭，万变不会离宗
邓先生最关心的是中医“往哪里变呢”？最担心的是“朝西医方向变”。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谈“变”就心惊肉跳，就担心被西医同化。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中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个看似常识性的问题，却没有多少人去深究，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发祥于中华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中的中国本土医学就称之为中医。我认为这种对中医的定义，因为它的外延太狭小，使中医从一开始就无法和其它学科进行交流。在这种定义的束缚下，中医界自身也就形成了凡不是本文化、中华民族的产物都是“西”，这样一来，也就使中医学逐渐自动孤立于其它学科之外，如果有一天，中医学真的完全脱离于科学架构之外，我们还能称其为科学吗？这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那么，应该怎样认识中医呢？我认为中医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凡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技术、设备等手段，来诊断治疗人类疾病的医学体系，就称之为中医（从这个角度讲，完善、规范中医理论已经成了中医发展壮大的极其关键的环节）。
中医理论是中医发展的灵魂，只要这个灵魂不灭，中医怎样变也不会亡。现在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说到中医的“变”，我们有些人总有“一变即西”的神经质感觉？说穿了，就是怕以西方工业文明为先导的现代科学技术把中医给“外化”了，担心中医在中华民族心目中的主导地位被动摇，不愿看到中医学的世界最高水平称号得不到承认。正如邓先生的“精辟”论述：“中医学与其它学科不同，论中医学，最高的水平当然在中国，论接轨是外国向我们接轨。”
其实，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民族医学体系，从横向看，他们都是当今世界里，该民族医学水平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瑜珈医的最高水平在印度，藏医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的西藏地区。所以，中医学的最高水平在中国，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自豪的，这是应该的。可以看出，中医和世界其它医学是不可比的，如果非要作比较的话，绝对算不上最优秀的医学。再把中医作一个纵向比较的话，我们依然会发现，尽管中医目前在界上还是算最优秀的中医，但在中国她已经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中医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对中医治疗危急重证的效果产生了怀疑，社会的认同度急剧下滑，尽管我们坚信中医有很多优势，有很多救急的手段，但许多中医院却无论如也摆不脱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尴尬。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我倒认为这主要不是中医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些中医的传承人，思想上固步自封，傲岸自大导致的必然结果。
3、外国人真的会和我们主动接轨？
如果真象邓先生设计的那样，“论接轨是外国人向我们接轨”，我们姑且不说这句话本身就充満傲视一切的情绪，仅就中医言辞艰涩，理论简朴，言必阴阳，论必《内》《难》；成千上万的疾病，都用六淫七情、阴阳失调、邪正相搏来解释；同一个病证，甲是一种解释，乙又是一种解释。这种机械循环，捉摸不定的状况，人家外国会主动来和我们接轨吗？即使是人家要来，你又怎样和人家交流呢？我始终承认，“中医的最高水平在中国”，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她始终没有和世界科技发展同步，我们明知这一点，却还要沾沾自喜，敝帚自珍。
任何一种事物，小到细胞，大到星际，如果失去变化通路，就等于停止了新陈代谢，具体到一门学科，它的理论和方法也就会因老化而与社会的需求脱节，最终成为社会的弃物。因此我认为，我们只有主动出击，用现代的思维来认识充实中医，用中医的理论来说明解释现代的东西。比如，我们可否探讨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CT的机理，用电脑来开发中医的理论等等。这可能吗？我想这是可能的！打个比方来说明这一点，清朝的中国人留长发，穿长衫，而到了北伐时期，同样中国人却蓄中分，穿中山服，而现在的中国人已经普遍西服革履，大包头，丝领带，说起话来“拿”腔“作”调，“西化”得跟洋人差不多了，然而，不管是清朝的，还是北伐的，抑或是现代的，其血管里只要流淌的是炎黄先祖的血脉，正所谓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不管他或她怎样妆饰自己，打扮自己，不管来自何方，去向何处，思想怎样“西化”，始终改变不了中国人的身分。相反，这些思想，这些妆扮，提高了中国人现代文明程度，何乐而不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说到的“只要把握住灵魂，怎么变都是可行的”
4、改掉“特色癖”，别做以短击长的蠢事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尽管我们不愿看到），中医在中国的确已从社会的主导地位退居其次，用麻杏石甘汤之类治急性肺炎，客观地说，它没有抗生素起效快。就连先生自己也承认，治疗重症肌无力急性发作，西医用的新斯的明比中医用的中药来得快……，这恐怕是中医退居其次的又一重要原因。当然，退居其次，不等退出社会舞台，因为，中医药对诸如重症肌无力、先天性心脏病……还有康复的“次要”作用。中医被沦为“三等公民”还在于我们的“特色癖”，之所以称为“癖”，是因为我们对中医的特色有一种盲目的推崇，或者是相对西医来说有一种逆反的收藏心态，只要一说到中医特色，就不分青红皂白全都打收条，以致成了巫医、巫术掩人耳目的护身符。
什么是特色？我觉得最能体现本系统（或本事物）与它系统（或它事物）相异的就是特色。如果具体到中医特色的话，就是指中医系统与其它医学系统相比较所独具的手段或方法（包括落后的手段和方法）。同理，其它医学所独具的东西也正是各该医学的特色。从逻辑学看，言特长必有特色，而特色的东西并不全都具备特长。中华文化哪样没有特色？人文主义精神；华夏民族主义精神；还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与和谐精神……。哪样不是特色鲜明？但是，这些特色中有不少消极、保守、落后、过时，以至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比如和谐精神，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使社会秩序得以维护，但这只能以个性服从共性作为代价才能取得，也就极易扼杀个性的创造力，形成一团和气，死水一潭，阻碍社会前进的步伐。由此我们不难想到，对待中医特色，也必须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中医特色的“悬丝钓脉”方法拿来大加炫耀，这无异于以己之短击人之长，恐怕连我们自己也要笑掉大牙。如果我们还一味强调中药的“地道药材”特色，而不进行移栽引种，可能把生态环境吃几个失调，也难以満足人们对中医药的需要。相反，把有中医特色的药罐罐变为中药煎药真空包装机，既解决了烟熏火燎的困扰，携带起来又极为方便；把中医诊病时主观的望、闻、问、切特色，变为现代诊疗仪器的望、闻、问、切，既弥补了机体主观功能不足，又排除了人为干扰，具有更客观，更准确的效果……。因此，中医之变，就是要把中医特色中的特长挖掘出来，加以整理提高，造福于人类。
5、不变，是中医受尽轻视、歧视、排斥的祸根
最令先生痛心疾首的事莫过于“1949年以前半个世纪，中医受尽了轻视、歧视、排斥的待遇，……。一百年的中医，50年被压迫期，30多年为不冷不热期，真正大踏步前进的历史只有十五年耳！”。我们应不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吸我泱泱5000年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的中医，竟被只有一百多年的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冲击得七零八落呢？简单归结于缺乏政策扶持，没有“组织”保证，是没有说服力的。从“1949以前半个世纪”上朔到公元前数千年，除皇宫里有“组织”办的太医院之类的机构外，很少再有“组织”出面来办中医药机构，可是这之前各个时期的中医却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壮大，直至出现百花争艳，百舸争流的繁荣局面。这又是为什么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比较科学，可以给中医的这一现象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比较科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一个学科独立存在于某个社会空间时，他和社会是唯一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社会不依赖这个学科，秩序就会紊乱；同样，如果这个学科没有社会的需要，那它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1840年以前，中医（包括民族医）是唯一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医学形式，社会必须或者说只能依靠她的医疗、保健功能来保证社会成员的健康长寿，以确保这个社会得以有序有效的延续。当两个以上功能相类或相似的学科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空间时，这种学科与社会两点一线似的依赖关系就被打破，此时，作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的人来说，他们的生物进化特性就会得到充分释放＿＿选优汰劣，择善而行。1840年以后，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社会，终于打破了中医独统天下的局面，中国人这时才明白，除了中医，还有一种叫作“西洋医”的医疗、保健手段可供他们治病时选择。固然，我们眷恋中医，钟情中医，中医的确也有很多优势和长处，但在和西医的对峙过程中，社会的情感砝码还是无情地偏向了西医。造成这种我们不愿看到的现象，是社会的无知？还是中医的自身缺陷在两相比较中的大暴露？客观地说，二者兼而有之。既如此，我们为什么还不愿意通过变革来弥补这些缺陷，在社会中重朔中医的形象，重新取得社会的认可呢？我以为，这才是中医多磨多难的根本原因所在。
6、去“悟”存真，让经验经得起重复
先生说：“贬低中医的人又说中医是经验医学……。那些没有中医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人，只知照方开药，的确是难以重复宝贵经验的。”中医是不是经验医学，这没有实证依据，不好说。但有一句话却是在历代中医界流传开了的＿＿医者，意也。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中医这技术，就是用心去领悟，用心去体会，用心去回味，叫你“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一句话就是主要靠悟性来获取知识的一门技术。你悟性高，老师的知识就学得多，经验就猎取得多，如果你思维活跃，就可以对那些没有标准的经典理论进行超想象发挥，得到许多自以为是的“真传”。如果你头脑木讷，就只有死读书，读死书，永远也就悟不出门道。由于人的思维有差异，悟性有高低，几千年来，中医就形成了根据各自感悟而得的学术理论，因为这些理论是“感悟而得”，缺乏实证性的客观标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只要符合被悟者的想法，悟者就算得到了这一理论的“真谛”。反之，那怕你满腹经纶也可能被视为门外汉。由于历代中医传人对中医经典之“悟”，受所处环境，时代背景，知识阅历等等方面的影响，于是在不同时期“悟”出了不同的医学流派，而“悟性”的差异，往往又导致流派之间互不承认，互相诋毁，以自己是为是，以他人是为非，同是一个病证，你站在这个角度可以讲出一番道理，他站在那个角度同样可以讲出一番道理，您可以用桂枝汤，他却要用银翘散，这种缺乏普适性的“经验”，当然也就难以重复了。
“悟”在中医传承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中医师的高明与否，固然“与其基础理论、临床经验、文化素养”有重要关系，但中医历史上，“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半路出家出而成大器者，比比皆是，这些人先前并不是“基础理论、临床经验”有多么丰富，而是入门后，靠过人的“悟性”逐渐长成大家。“悟性”才是影响中医个体成长的关键之所在，然而，“悟性”的个适性，使中医在整体上无法形成客观可视，易于操作，共认、共知、共用的理论和标准，成了中医经验难以重复而无法逾越的障碍，其产生的疗效也因之缺乏说服力。
因此，中医的理论必须从自以为是，类似佛家禅机的“悟性”承传方式中转变过来，形成数学语言、科学语言（普适性、简洁、准确）为主的符号系统说理工具，中医学才能真正走向完善。
7、中医先祖们绝不是先知先觉的神仙
先生主张“全国中医，特别是中青年中医，都先来个大温课，重读四大经典与历代名家学说，以提高临床和理论水平。”这有部分道理，至少可以让人全国中医知道中医的历史面貌。但是要说藉此来“提高临床和理论水平”则大有商讨余地。至少有一点很难让人信服：编撰四大经典的先人们不知有什么特异功能，在数千年前就能预测到现在疾病的发生变化情况，而且还有说理“依据”，可以开出诊治良方。如果认为这是可能的话，那么中医离巫术也就没有多远了。比如现在的放射性疾病、艾滋病，一些凭人的主观感觉诊察不到症状、体征的隐性疾病（如乙肝等），先人们就没有遇见过，但是后人如果以为精通了先人们的了四大经典，就能得心应手地进行处理，那我就只能用《剑桥医学史》一段话告诉你们：“医学进步不是取决于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权威而是取决于观察、实验、新事实的收集以及对病人生前和死后的密切检查。”读了这段话，再联想到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如果我们诊治疾病的一切依据还是来源于几千年前的四大经典，这岂不是荒唐透顶的事吗？
对四大经典之类的古籍，我以为可以组织一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专门的钻研，因为这里面确实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我们尚未发现的宝贵经验，必须也应该有人专门对其进行挖掘。但这毕竟是费时、费力、需要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士才能承担得了的工作，让“全国中医大温课”还可以，如果让每个中医都穷经溯源地去攻读，这对于诊务繁忙的临床工作者来说，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输得起的。他们承担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将专家学者们从典籍中研发出来的成果，迅速地转化成临床治疗手段，造福于民，取信于社会。整理古籍是对历史的继承，让全国中医都去温习古籍，容易在整个中医界形成朝后看的流弊，难以营造出孕育创新思维的良好氛围，重新导致中医裹足不前，后患无穷。因此，书中探宝这种类似考古的工作，还是交给少数专业人员去做为好。
8、中医无“死马”可治，断难成就大师级人才
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中医院推行过“先中后西，能中不西，中西结合”的中西医临床运用关系准则。结果怎样呢？治阳气暴脱的病人，你用中医的方法来救治，先配药、再煎药、再给病人服药，这一过程没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是完不成的（国家标准规定“急煎不超过两小时”）。病人是冒着生命之虞等一个多小时服救急的中药，还是立即让生命接受其它治疗措施的抢救，这个抉择，除非是想自杀的人才会选择前者。如果你执意要“先中后西”，出了纠纷（我不敢称“事故”），医生是难辞其咎的，道理极其简单，你耽误了抢救病人的宝贵时间。由此，我就联想到，中医如果还不顺时应势而变，中医今后再也不会出现有如先生一样的名振世界医坛的中医大家巨匠了。因为，先生成长时所处的时代，是中医独行（或主导）于中国社会的时代，那时的老百姓，不管是小伤恙疾，还是垂危重病，除了中医中药，很难再有其它医疗方式供其选择。在“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下，对病入膏肓的病家来说，自知不治要死，治了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正所谓“死马当成活马医”。其实我们应当感谢病人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心态，它使我们的先辈们一下子去掉了所有的后顾之忧，他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充分发挥他们想象力、创造力，去探索不同的治疗方法，试验不同的治疗手段。此次失败了，下次还可以继续进行。从历史上看，“死马当成活马医”这种现象，产生于对医学抉择的无奈，客观上却成就了许多中医栋梁之才，为中医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正如先生所说：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用许多病人的性命和许多先贤的智慧换来的。
现在却不行了，由于两种医学共存供病人选择，你的抢救手段落后，人家就会去找先进于你的医学方法，无论多么伟大的民族，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也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作赌注，“死马当成活马医”恰恰是病人对生的终极希望，他们一定要把这种希望寄托给最有可能实现这一愿望的医学方法。基于这种思维，尽管我们说我们有救急的能力，但许多危急重病人仍愿意找去西医。因此，先生以后的中青年中医，很难再有先生那样的“福份”，他们几乎遇不到那种愿意用纯中医药来供其摸索探讨，积累经验的“死马”了。这些后学见识少了，思维僵了，“三天不摸手生”，要想赶到先生的水平，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了。现在，许多老中医总是喟叹年轻一代中医不争气，而身怀屠龙绝技，英雄无用武之地，这不能不说是中医一代不如一代的重要因素。
因此说，中医如果不在急诊上，治疗危急重症上有实质性突破，中医治“死马”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社会对中医的依赖度就会越来越低，莫说“三等公民”，恐怕连“编外公民”的资格都保不住。
不错，“目前世界上最欠缺的是高水平的中医，欠缺能在临床上有真功夫的千千万万个铁杆中医。”但是，我们曾经因为闭关自守，唯我独尊，丧失了造就最高水平中医的环境和机会。现在，世界性的中医热，WTO的加入，各种技术壁垒的打破……，使机遇第二次垂青我们，是我们主动与世界接轨，极积参与到全球性的科技大变革中去，还是一厢情愿地等人家给我们抛媚眼，这是关系到中医生死存亡的大事情。100多年，由于我们的刚愎自用输得太多了，我们再也输不起了。
这是一篇老文章，曾用名“惧变的中医”，特此说明。欢迎理性讨论，骂人者必遭回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