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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医学 时间: 2004-8-23 00:12
标题: [转帖]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路
为中医药之发展架设高速路
广州中医药大学　邓铁涛
　　一、时代背景
　　21世纪一开始，美国的9．11事件震惊了世界，接着是阿富汗之战及伊拉克之战，炮火硝烟笼罩着世界。今天的世界与我国战国时代有些相似，可以说我们现在处于“世界的战国时代”。
　　“世界的战国时代”的形成是西方文化统治的结果。要扭转这一局面，应向东方文化寻出路，特别是大力发扬中华文化会达到使世界和谐与进步之目的。
　　中华文化的精粹是天人合一，是与大自然的和平相处观；世界大同，和而不同，是与世界人民的和平共处观；还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观。我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理解决世界纷争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它的来源就是传统文化。十六大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二是统筹区域发展；三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四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五是统筹国内外的统一发展。这几个统筹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发展。
　　还有最近的《珠海宣言》（编者注：2003年11月在珠海发表的世界上第一个全球经济发展宣言《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又称《珠海宣言》），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写了三年都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从纽约、新德里、赞比亚到珠海，最后到中国的珠海才解决了。200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纷纷扰扰的世界将在中国的声音里找到平衡，多少年的难解难分的国家集团和利益集团将在有跨时代意义的《珠海宣言》中取得共识，人们期待着一个由中国倡导，建立在平等、诚信、合作、发展的基础上，平等互惠，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给饱经沧桑的人类带来福音。”中华文化要参与到世界文化，并与世界文化合流才能够更好地让世界人民幸福和谐。所以我们国家、我们的科学界必须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从鸦片战争后失去了对本国文化的信心，现在21世纪了，我们必须对我们优秀的中华文化树立信心，并加以发扬和发展，造福于世界，这是我们的责任。过去对传统文化批评过了头，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去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而且要发展传统文化。
　　中医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扬中医以造福于全人类。中西医互补，互相不能取代，经历一二百年可能会走到一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中华文化大发展始于战国时代，如果说今天是“世界的战国时代”的话，估计中华文化的爆炸式的新发展将起始于21世纪，中医学的发展亦将同步。中医药学之腾飞的条件已开始具备了，那就是中医药学与世界第二次科学革命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医学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头了。但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中医药的发展架设一条高速公路，实为当务之急。
　　对于世界科技发展，姜岩在《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2月３日第5～6期发表《世界科技发展九大展望》中这样说：“第二次科学革命正在到来，自20世纪末期开始，世界科学正在发生一场全新的革命，它是继400多年前开始的西方科学革命后，人类历史上第二次重大的科学革命。……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思想和方法与中国古代科学一脉相承。一些现代科学家发现，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中关于和谐的思想、有机论的思想、演化发展的思想、相反相成的思想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新思想十分吻合。令人惊讶的是，第二次科学革命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方法上也源于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特点的中国古代实用化科学方法。……东方科学与西方科学、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当而且必然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动力”。他还说：“高科技革命正在和即将出现四次浪潮。在未来50年内，正在和将要先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航天技术为核心的第四次浪潮。”
　　我认为以上的观点是符合21世纪的发展现实的。21世纪中医药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科学之林。
　　如果认为上述的意见是正确的话。那么目前最流行的一个口号——“向世界接轨”应予改正。什么都向世界接轨的话就把自己处于从属地位了。21世纪是重新评价中华文化、发掘中华优秀文化的时期，世界文化的发展不能缺少中华文化的参予，东西方文化是互补性很强的两种文化，我们不应妄自菲薄，把中华文化处于“自我从属”的地位。该口号应改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双向接轨”，简称为“与世界双向接轨”。
　　中国科学家有志气，有骨气，有智慧，有能力，去创造中华民族更美好的未来。
　　二、中医科研的历史回顾
　　现代中医的科研，通常要借鉴西医的实验研究方法。其实，历史上中医也有过实验研究。《本草纲目》转述八世纪陈藏器关于脚气病的病因，认为本病与食白米有关，并说：“小猫、犬食之，亦脚屈不能行；马食之足重。”这其实就是一种验证病因的动物实验。古代也有对照研究，如据文献记录，鉴别党参真假时，以两个人嘴里嚼着党参跑步，看谁坚持得久则嘴里的党参就是真的。这就是对照实验。最早的实验诊断方法也出现在中国，晋唐时代，医生为了观察黄疸症状的变化，逐日用白布浸染病人小便后晾干，加以比较就可以知道每日黄疸病情的进退。应该说，在实验研究方面，古代中医有很多创造是走在世界前面的。
　　不过，中医后来的发展，并没有沿着动物实验这条路走下去。是不是不走实验研究的道路，中医学就没有发展呢？历史证明不是。中医历史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有赖于新的科研成果出现。当然对科研的理解，我们不能局限于实验一途，不能说不搞实验的中医就不是科学研究。下面不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回顾一下中医学的发展历史。
　　众所周知，汉代名医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对临床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张仲景的主要著作《伤寒杂病论》，可以说就是他的科研成果，这一科研成果是如何得出来的?张仲景的科研方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汉代以前，医学有四大流派，分别是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张仲景主要继承前两家的学术，以医经家的理论结合临床实践(平脉辨证)去整理经方家的方药。《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九家，经方十一家，所谓“勤求古训”，“训”就是理论；“博采众方”就是整理众多经方家的方药。张仲景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出的成果，主要是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精华，并整理出“以脏腑论杂病”和“以六经论伤寒”两大临床辨证系统，这使中医临床医学有了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到今天我们还要深入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理、法、方、药，可见其影响深远。
　　晋代医家王叔和，在《脉经》中把晋代以前中医关于脉学的研究作了一次整理和探讨，整理出24种脉象，至今仍在应用，并没有过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到了隋代，巢元方研究病因学、病理学，著《巢氏病源》，这也是一种研究。唐代的王冰，专门研究《内经》，做了很多订正工作，整理出最流行的版本，另外还补充了七篇大论，中医理论的很多精华都出自这七篇大论，这也是了不起的科学研究。
　　唐代著名的药典《新修本草》，宋代的本草巨著《证类本草》，还有宋代官定的方典《和剂局方》，都是众多学者悉心研究的成果。宋代还有一项更重大的科研工程，就是点校医书。点校，即把错字校正，句子理顺，然后加以注解。政府组织了一批文人和医家，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开展这样一个系统工程，至今我们所看到的古代医学经典，多数是经宋代点校后流传下来的优良版本，这对医学的普及和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过去有人认为点校不是科研成果，实际上为了点断一句话、校正一个字，往往要查阅大量资料和比较各种版本，而且单纯文字比较还不行，还要用医理来推理。所以点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它要花费大量心血，其结果往往影响到对中医理论的正确理解。好的注解也是有创造性劳动的，所以点校等文献整理应该属于科研工作。
　　宋代的医学普及和哲学上的争鸣，带来了金元时代的医学争鸣，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出现，对后世影响很大。以李东垣为例，他可以说是创立脾胃学说的鼻祖，广州中医药大学现在还设有脾胃研究所，研究脾胃学说反映出李东垣的研究成果是很有价值的。李东垣是怎样取得研究成果的？他所处的时代，由于宋金元对峙，战乱连年，社会上常见的疾病，跟过去的认识不完全一样。例如《伤寒论》时代出现的发热，多为伤寒，用六经辨证；但李东垣所见的发热，多属内伤，他经过临床研究，对外感和内伤发热作了鉴别，认为内伤发热不能用黄芩、黄连、黄柏等苦寒之药，而是要用黄芪、党参、白术这些甘温的药来除大热。即所谓“甘温除大热”，是退39度以上的热，吃黄芪、党参能退烧。举例如我校一位毕业生的母亲，膝关节手术后发热，每天38～39℃，曾用各种最新最贵的抗生素和其他药物治疗近一个月，发热如故。邀我会诊，我按甘温除热法，用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该学生不敢与服，晚上电话询问，我让她先服半剂，2小时后无不良反应再服半剂。第二天学生来电话，病人睡眠较好，精神略佳。嘱其日服2剂，体温逐步下降，上方加减调理，半月后治愈出院。现代一些年轻医生受到西医的影响，碰到发烧，就按感染处理，上抗生素，或用中药的清热解毒药。实际上有的病人不适合这样处理，反而用补中益气汤或其他补益药能退热，这种“甘温除大热”的成果，到现在还是超过世界医学水平的。李东垣的科研，完全立足于临床，取得的成果能突破前人理论禁区，有效指导临床。
　　中医发展到明清，出现了温病学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真正把温病学说树立起来的医家是吴鞠通，他的著作有《温病条辨》。吴鞠通又怎样研究写成本书的呢？从《温病条辨·序言》可知，他受到刘河间、朱丹溪和吴又可《温疫论》的影响，而影响他最大的则是叶天士。叶天士对温病有重大的创见，但没有十分系统的著作，主要思想和经验反映在《温热论》和《临证指南医案》中。《临证指南医案》是他的学生收集他的医案，加以整理和评论而成，这个工作也是科研成果，既整理了老师的经验，也有自己深入的体会。吴鞠通进一步发展叶天士的学术，他的《温病条辨》不但确立了温病学，使温病学自成体系，还整理了叶天士很多临床处方使其成为名方，使温病的方药得以丰富。他能够以叶天士的学术经验为材料构建新的大厦，是有创造性的科研成果。温病学说的理论，在今天治疗各种传染性、感染性疾病，包括SARS，处处在发挥作用，这一含金量极高的成果也是科学研究实践的产物。
　　明代还有世界性的药物巨著《本草纲目》出现。李时珍一生用三十年的时光研究中药，写成《本草纲目》，流传世界各国。他取得的成就，除了来自深入地文献检索和广泛地实地调查外，也不能忽视李时珍的临床实践，他常常根据临床应用的反馈来订正药物的药效说明。李时珍的成就超越了医药学的范畴，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家。
　　清代有革新精神的王清任(1768-1831年)，使人敬佩。他认为治病不明脏腑，有如盲子夜行。他三十岁时遇疫病流行，不避臭秽到荒野观察弃尸，研究脏腑，他说；“犬食之余，十人之内，看全者不过三人，连视十日，大约看全者不下三十余人。”因而著《医林改错》一书。但可惜其解剖部分，对后世除了“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之外，其余无何影响。该书四分之三的篇幅论祛瘀法之运用，其30多张独创之方剂影响深远。这几十张新方充满中医传统理论的内涵。如祛瘀不忘益气，就源于《内经》气血之论，他说“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从而又发展了传统理论。反观当今之研究血瘀证者，却把“气”丢了，因此虽做了不少费力的研究，但仍然未有超过王清任也!反而自王清任之后用王清任之方药治病取得很大的成绩，至今仍可以说是超过世界之水平。例如民国时期治天花、鼠疫，解放后治出血性、缺血性中风、腹部肿瘤、不孕症、战伤之血胸等。足见中医之系统理论并未过时，离之则事倍而功半，从之则事半功倍。
　　从历史的经验看，中医学的发展必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以我为主，就是以中医的系统理论为主导，以临床实践为依据，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多学科相结合以求发展。传统中医的研究方法，是宏观的，但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说明不只是微观研究才是科研。当然现在我们应该是宏观加上微观，那就不同于往日了。
　　三、道路坎坷中医仍发展
　　中医就象和氏璧。和氏拿着和氏璧送给厉王，专家鉴定说是石头，砍掉他了一只脚。武王在位了，和氏又去献宝，专家还说是石头，他又被砍掉一只脚。文王在位了，他抱着和氏璧在中山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继之流血，感动了文王，把石头打开，发现了和氏之璧，后来还有完璧归赵的故事，证明它确是国宝。中医就象这块玉，解放以前国民党要消灭中医，砍掉了中医的左脚；解放后王斌要改造中医，又砍掉了中医的右脚，幸好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发现了问题，制定了中医政策。直到1986年12月中医药管理局成立的时候，中医才喘了一口气，才有了娘，有了单列的财力、物力、人力。但是，虽然这样，近百年来试图消灭中医是失败了，但改造中医实际上成功了。表面上中医发展很兴旺，凡西医有的中医都有，职称有教授、副教授，学位有硕士、有博士，机构有大学、研究院，有大医院，但真正中医的内涵却日渐缩小，西医的成份越来越多。对这一现象，我名之曰“泡沫中医”!此乃按西医之模式以改造中医之结果也。如不深化改革，则中医将名存而实亡矣!不过无论如何中医是有生命力的，在坎坷的道路上仍然发展。试举例以证之。
　　（一）抗SARS，中医之作用
　　21世纪SARS突然袭击，使人类措手不及，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两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现在SARS暂时过去了，但在国内仍然有人认为中医药只起辅助的作用，怀疑单纯中医不能治SARS!要经过循证医学的论证才行。除了吴仪副总理对中医治“非典”加以肯定之外，各种报导与总结，很少有称赞在这场战斗中中医所起的作用。真是长使中医泪满襟!
　　WHO有如下一个统计数字：
　　全球有32个国家共出现8400多例SARS患者，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有7700多例。全球死亡率为11％，香港为17％，台湾为27％，中国大陆为7％。(注：广东非典死亡率为3．8％，广州非典死亡率为3．6％，这一数字在全球是最低的。)
　　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予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两次到广东省中医院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两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严重之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其预定之留港日期。
　　再看看广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没有用类固醇，院内60例、院外会诊几十例均无一例死亡。全院服中药预防药，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如此看来，对香港及北京的西医大剂量激素治疗方案，是否应重新检讨呢?台湾、加拿大的病死率及新加坡的病死率之高，我认为亦与缺乏中医之参予与有关。
　　请看看广州呼研所潘俊辉等中医写的《中医药介入SARS71例临床研究》一文，该文统计了5月30日以前收治确诊患者88例，其中中医介入治疗71例，病死率较低，只有１例。据查，该所88例共计死亡有好几例。（文章见2003年8月18日《中国中医药报》）。
　　有人说没有西医，没有中西医结合中医就治不了非典，错了。中日友好医院仝小林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对该院第十二病区收治的16例新发病的SARS病人进行了单纯中医中药治疗观察，结果显示：中药在SARS治疗中不仅有退热快、不反复、有效缓解症状的特点，而且中医药早期干预在这一疾病的发展中对减轻肺损害程度有一定作用。单纯中医中药治疗期间，无一例病情发生恶化。治疗结果：16例患者应用中药后在1～7天内退热，平均退热时间为4．44±1．46天，且热退后体温一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临床观察没有发现反复的现象。11例入院时有咳嗽的患者在3到8天内全部缓解，平均缓解时间为5．27±1．49天。7例入院时呼吸急促的患者在3～7天内缓解，平均缓解时间为5．15±1．87天。全部患者在2～10天内全身不适症状基本缓解，平均时间为6．37±2．49天。16例患者影像学改变在6～16天内完全吸收或明显好转，其中9例完全吸收、7例明显好转，平均吸收或好转时间为10．87±2．92天。16例患者无一人使用抗生素、激素及其他西药。这是能否单独用中医药治疗SARS的一个最好的回答。
　　如果对非典前期用药对了，它根本就到不了肺严重病变的程度。西医对病人上来就用激素，按中医理论来说激素是入里的药，它能引邪入里，到病情重了还要上呼吸机。不到这样的程度下不了诊断，就说中医治的不是非典，这是不客观的。我有个学生，太太是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的护士长，感染了非典，开始也是用大剂量的激素，但是没有效果，我让他赶紧把这些西药停掉用中医治疗，果然停了西药后换成中医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三天烧就退了。另一个护士长感染非典是用西医方法治疗的，后来牺牲了。我这个徒弟的太太却好了。所以说现在的很多标准是以西方的游戏规则为准的，按西方的那些标准，我想我的研究要进入自然科学基金，难矣!因为我没有进入基因水平，也不搞分子生物学、动物模型。问题的关键是，游戏的规则是西医的不是中医的，西医是微观的，我们是宏观的，我们把人放在大自然中观察。举个例子，为什么经络研究来研究去都没有结果?我肤浅的看法认为，在经络的研究中，好比是用有线电话的模式去研究手机，手机会响能通话，但是找不到连线，你说它不科学!中医的经络研究问题就出在这里。
　　中医还能预防SARS。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刘仕昌89岁了，仍然去传染病医院会诊病人，可能有人说他“无知所以无畏”，可是他不但制订了有效的治疗方案，本人也没有感染。因为他吃中药预防。现在世界上对冠状病毒的疫苗的研究还要搞一年、两年，我们广州一开始就预防了。我也出了一个药叫做“邓老凉茶”，我的学生在香港大学教书，他替人买了这个药供应了二千人的预防，其中包括香港的五、六个西医，喝了这个凉茶无一例发病。北京有个工地老板拿着这个药方到同仁堂花了四十万元买药，发给工地的工人，原来已经有两个职员发病了，但是发给工人这个药之后无一例再发病。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不投大力量去研究预防这些病的药呢?而一定要跟外国去搞，争那个冠状病毒。冠状病毒的金牌已经被加拿大、德国拿走了。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常使英雄泪满襟，说这个金牌应该是我们中国得的。为什么治疗上的金牌那么大就没有人看见？这次SARS显示了中医的潜在威力，传染病不少都是病毒性的，治疗上都是中医药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大力投放人力、财力去研究。不着力去研究我们已经领先的这些，而是跟着外国的研究去搞其他的微观研究；不沿着中医的宏观思路去走，而是光想怎样去追赶西方。这是“从属思想”之典型例子。
　　（二）50年代以来中医之成就
　　自1958年毛泽东对西医学习中医的报告作了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掀起了全国中西医学习中医、研究中医的高潮之后，几十年来虽有反复，但成果仍然十分显著。
　　例如：
　　1.传染病方面，如乙型脑炎、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麻疹合并肺炎等病毒性之类传染病，都取得超世界水平的效果。对病毒性肝炎，传染病医院也要用中药治疗。
　　2.非手术治疗急腹症之研究，如胃穿孔、急性胰腺炎、肠梗阻、麻痹性肠梗阻、宫外孕……等急腹症可以采用中医药治疗不用开刀，这是世界医学所不能的。
　　3.针麻与中药麻。用针刺代替麻醉药，可以进行胸腹部手术。这也是世界的创举，手术时麻而不醉，在手术中病人可以和医生对话。由于针麻之成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形成针灸热，现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有针灸师为人治疗并纳入保险医疗。特别值得表彰的是我国生理学家研究了针麻之原理是针刺之后大脑产生“脑啡呔”故能止痛，为针刺之推行于世界奠定了基础。但世界各国现在仍未有完全学会中医之针灸学术。与针麻同样成功的是中药麻，一味洋金花提炼的中药麻醉剂，因为它能提高血压，因而填补了世界麻醉药对休克患者禁用之空白。
　　4.重症肌无力是难治之病。当重症肌无力出现呼吸危象时，死亡率相当高。例如，詹国华文章报道广东省人民医院抢救重症肌无力危象14例，死亡6例，死亡率为40％。章成国等文章统计，1981年以来国内重症肌无力危象抢救之报告195例、死亡71例，死亡率为36．2％。我们课题组于1999～2003年共抢救21例，无１例死亡，近期疗效100％。出院后随访，半年内死亡2例，为再发危象在当地医院抢救无效或放弃抢救死亡；随访一年后，再死亡2例(1例因其他疾病死亡，1例在外院行胸腺瘤手术诱发危象抢救无效死亡)，其余17例患者健在，生活能自理，可从事轻工作。远期疗效为80．95％。重症肌无力西医学以神经学说指导诊疗，我们则是以中医的脾胃学说指导诊疗的。②
　　四、战略与策略
　　当前我国正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文化科学必须随着这一指引行进，发展中医药亦不例外。发展中医药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不是中西学术之争。发展中医药首先是为保证13亿人民人人享有医疗保健的权利。发展中医药是为中国社会发展服务的。
　　中医药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医学，必将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发挥巨大作用。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我国宪法规定，必须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必须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为中医药的发展架设高速公路。因为中医药的特色是简、验、便、廉，乃解决目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特效良方。医学研究的目的如果首先放在13亿中国人民保健事业这上面来，就非得提倡发展中医药不可。非典的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治疗一个非典病人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而我们第一附属医院治疗费最高的一个非典病人才花费五千元。
　　从学术本身来看，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西医是微观医学，中医是宏观医学，西医在现代科学扶持下飞速发展，中医有几千年的精华积淀，它没有停滞不前，而是与时俱进的。中医学与21世纪的新科学革命相结合，会得到像战国时代那样又一次飞跃的发展。那么中医药学的发展又将不仅为13亿人民的健康，还将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伟大的贡献。中医药学将无愧于“中国第五大发明”之荣誉。
　　中医药学几千年来，不断在发展，但只是“量变”的发展，在21世纪世界科学的发展已进入第四次浪潮的今天，将帮助中医来一次“质变”的飞跃发展，而在发展中医的同时，世界科学因为吸取了中医的精华，也会同时得以创新和发展。
　　兹就几个具体问题分述如下：
　　（一）与临床相结合中医的理论，早期在古代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然后形成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的特点。中医古代是不分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的。中医的理论对实践进行指导，反过来实践又给理论加以提高，没有临床实践就不容易体会中医理论的正确与科学性，这一点在现代的中医实践中依然没有改变，所以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一定不能脱离临床。当代名中医的临床经验，是一个既宝贵又丰富的矿藏。
　　（二）基础研究使中医学飞跃发展上述强调中医研究必须与临床相结合，而中医研究和几千年来各家学说的结合也很重要，这就要进行深入的发掘、整理，文献研究不能忽视，这是中医学独有的特点。中医的各家学说，值得去验证，并在验证中继续发展。
　　若论中医要飞跃发展，则必须在上述的基础上进行实验研究，实行多学科相结合，沿着中医的系统理论进行研究，中医学才能有突破性的“质”的飞跃发展。
　　深入挖掘中医理论之精华，与新科学革命的成就相结合，是中医药“质变”的必由之路。
　　（三）要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
　　西医是医学，中医也是医学，西医的发展与现代科学同步，而中医近百年来受尽打击，在形式上三个指头加草根树皮，容易被世人误解。我们要多学科相结合，那么要求各科参与研究的学者，必须解放思想，尤其是西医学者，必须承认：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实践。必须认识微观是科学，宏观也是科学；最终使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产生“介观医学”。这要求先在研究方法上走出新的路来。
　　（四）要以科学的哲学为指导思想
　　科学重实践，但也要有正确有指导思想。正确的指导思想，我认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我们进行研究的指导思想，这样会少走弯路，事半而功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帮助毛泽东打败蒋介石，毛泽东的《认识论》与《实践论》足以说明毛泽东又是一位哲学家。我相信在以科学的哲学研究中医药学的同时，中医药学可能反过来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
　　（五）对重点研究项目的意见
　　1．对中医学术的系统整理。在现代的认识论条件下，对中医的基本概念、理论学说进行历史的、逻辑的整理是基础研究重要的工作。同样一个概念，在不同医家的理论中有不同含义，其前提条件是什么，其实质内涵有什么区别，分别应用于什么样的不同情况下……这属于中医学术史、概念史研究，是研究中医理论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把这些内容继承好才能进一步发扬。这个系统性工程有必要组织队伍认真进行。
　　2．对核心理论的深入研究。像阴阳、五行、脏腑和经络，都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百年来也有不同的争议。有必要在总结近数十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像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经络是否存在?这些问题离开中医临床就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又如五行学说，被视为玄学，为什么中医还在用?实际中医五行学说的实质是五脏相关理论，这些都要结合临床进行阐释。
　　3．对辨证论治的研究。不少人将辨证与辨病相对立，甚至贬低辨证论治的重要性。实际上，中医的辨证论治包含了辨证—辨病—再辨证这样一个综合的过程。对辨证论治的实质内涵应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应解决其与辨理化指标、辨现代医学之病以及发展微观辨证的关系。
　　4．中药的研究。未来临床医学很多难题的解决要靠中药。但是，中药的研究一定要以中医理论的指导为基础，不要一味走分离、提取有效成分的植物化学研究道路。中医、中药不分家，要认真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
　　5．养生保健理论的研究。中医提倡“治未病”，养生保健理论很丰富，包含了免疫防病、颐养益寿等预防医学、健康教育的内容。对这一部分内容不仅要从文献上整理，还应加以现代研究。中医优秀的养生文化应该在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与学术中有所体现。
　　五、结语
　　21世纪的中医药学已踏入千载难逢的机遇之途，发展是必然的，但其发展之快慢取决于有无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架设之权在人民政府手中、在国务院决策之中，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中医药学之发展不仅是中医药人员独有的职责。中医药之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事关中华文化之再创辉煌也。（全文完）2003年10月6日 (郑洪、邓中光协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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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医学 时间: 2004-8-24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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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邓老的赐教！感谢邓老于百忙中复函，学生当谨记于心，身体力行，为振兴中医学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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