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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病病因病机的历史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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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城里娃脑
时间:
2008-5-23 11:42
标题:
中风病病因病机的历史形成过程
姚巧林(北京市中医学校中医科,北京市 101101)
摘要:
目的:中风病的致病原因,历代多有争议,现在“风、火、痰、瘀、气、虚”六种病因被广大学者认同,但多强调气血逆乱,对于基本病机,有人认为气虚血瘀,有人认为升降逆乱,有人认为痰瘀互阻,为进一步探求中风病病因病机,整理、归纳历代医家对本病的认识。
方法:根据《中华医典》所收书籍,从《内经》起直至民国年代所有有关文献,依照时代先后,摘出对本病病因病机有突出贡献的医家思想,从而分析诸因素在历史上提出和确立时间,并总结中风病病因病机理论形成过程。
结果:发现从《内经》起,就有两种认识,一方面认为气虚邪中,另一方面认为气血逆乱,各历史时期对这两方面有深入发展,不同医家强调各自观点,从而形成现代中风病病因病机学说。
结论:直至民国时期,中风病病因病机理论成熟完善,与现代中医认识以及临床发现基本一致。结合历代医家观点,发现中风病的发病大致有两种,一部分人以气血不足为因;另一部分以肝风内动,气血逆乱为因。火热、痰浊、瘀血出现在病变过程,证明临床上部分患者并不出现风、火、痰证,而以虚证为主,确有其理论依据。
主题词:中风病 病因病机
引言
现代中医认为,中风的病因病机是在气血内虚的基础上,因劳倦内伤、忧思恼怒、嗜食厚味及烟酒等诱因,引起阴阳失调、气血逆乱、直冲犯脑,导致脑脉痹阻或血溢脉外,病变过程会出现风、火、痰、瘀、气、虚六类病理因素,初期以风、火、痰、瘀为主,后期虚、瘀为主 [1]。作者在临床中发现,部分患者特别是70岁以上老年人的缺血性中风,许多是因“虚”致病,早期即以虚证突出,那么在中风病的发病过程中,是否可能不出现风、火、痰等因素?有无理论依据?本文就历代医家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有关论述,作一浅略的疏理,一则分析六类病理因素的理论形成过程,二则探索发现中风病早期虚证的理论支持。
从《内经》时期起,中风理论有两种认识。其后历代医家对这两种理论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 内虚邪中理论
《内经》中本病称为偏风、偏枯、薄厥、大厥,其病因病机总结为:荣卫亏虚 外邪入中,这一理论在唐宋以前影响最大,虽然与现代理论不符,但其有某种积极意义。
《素问·风论》曰“风之伤人……或为偏枯,……风中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提出中风可由外邪入中所致。同时《灵枢·刺节真邪》指出“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说明荣卫不足是中风偏枯的基础,而外邪入中是直接原因,从此奠定了“正气虚”为本病病因病机基础。
汉张仲景承上学说,进一步指出“寒虚相搏,邪在皮肤”、“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是中风病的发病机理,“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不遂”,“正气引邪”是偏瘫于半身的原因。因邪气所伤,筋脉不用而反缓;无邪之处,则其正气独治而即急(清陈修元《金匮要略浅注》),这种说法提示,中风病发病时存在血脉郁滞,正气奋发的机理。
隋巢元方更详细阐述为:中风舌强不得语为“心脾二脏受风邪”;中风偏枯“由血气偏虚,则腠理开,受于风湿,风湿客于半身,在分腠之间,使血气凝涩,不能润养,久不瘥,真气去,邪气独留,则成偏枯。”治疗原则补虚泻实,初用汗法。
唐孙思邈认为,凡风多从背部五脏俞穴入脏受病。“贼风邪气所中则伤于阳,阳外先受之,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入传于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中成病,治疗易“温卧取汗,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
所以一般认为,唐宋以前中风多从“外因”立论,金元以后,则以“内因”为主[2],内虚邪中这一观点,对后来影响有相当长时间。
2 气血上冲,血菀于上理论
《素问·生气通天论》曾言:“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调经论》则指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说明当时已认识到愤怒,则气机逆乱,气血并走于上,血壅滞于头部,导致中风发生猝然晕倒。气血逆乱在中风中的作用已经确立,后代医家中风理论的发展均受此启发。
3 心火、肝风、气虚、血虚有痰理论
金元时代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由内虚邪中逐渐深入为内因为患,最具历史意义的有刘河间之心火暴甚、张之和之肝风偏胜、李东垣之正气自虚、朱丹溪之血虚有痰,这些理论的提出,说明中风病在正虚的基础上有火、风、气、痰多种病理因素。
金刘河间主张心火暴甚理论,其在《素问》病机十九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的启发下,以内风立论,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火类》中“中风偏枯者,由心火暴盛,而水衰不能制,则火实克金,金不能平木,则肝木胜,而兼于火热。则卒暴僵仆。”指出中风由内风而起,病因是平素将息失宜,诱因为情绪波动,病机为心火暴甚、肾水虚衰、阴虚阳实、热气怫郁,刘河间指出正虚为阴虚、肾阴虚衰,为后世中风理论之肝肾不足、阴血亏虚奠定了基础,但其重点强调发病为心火亢盛、热气怫郁。
金张之和在《儒门事亲·卷四·风》中“夫风者,厥阴风木之主也。诸风掉眩,风痰风厥,涎潮不利,半身不遂,……肝木为病,人气在头。”《儒门事亲·卷一·指风痹痿厥近世差玄说》中“夫肝木所以自甚而至此者,非独风为然。盖肺金为心火所制,不能胜木故也。”其肝木之风实际与刘河间肾水虚衰、心火暴甚各有侧重,由此“肝风”之说有了开端。
金李东垣《医学发明·中风有三》记载“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因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论述本病乃正气自虚所致,此后气虚与中风关系确立了基础。
元朱丹溪倡中风乃血虚有痰所致,其肯定刘河间之“将息失宜,水不能制火,”但认为不可一概而论,“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并且进一步指出“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或属虚挟火与湿,又须分气虚血虚。”因此,其治疗中风急期,见痰壅盛者治痰为先,气滞者理气,后期则养血行血。至此举出血虚有痰是中风病病因,因“痰湿”致病被着重提出,痰湿之因为体质因素。
金元时期,中风病因病机轮廓基本出现,气虚可以致病;肝风、心火可以致病;素体有痰,痰湿生热生风可以致病,已经指出,中风的病因有气虚、血虚、痰湿、心火、肝风。
4 内虚、肝风、气逆、血瘀理论及其发展
明清至民国时期,随着对中风病进一步认识,出现了以张景岳为代表的内伤积损论,以叶天士为代表的肝风内动论,以王清任为代表的半身无气论,以及中西汇通学派中西结合认识,促进了中风病病因病机理论发展和成熟。
明张景岳著《景岳全书》,明确指出中风非外感风邪所致,而是内伤之里证,凡此病者多以素不能慎,失于调摄,“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渡,损伤五脏之真阴,此致病之本。”病机总由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泛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致病,其突出理论为阴虚阳浮。
明戴思恭著《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认为中风之证“昏乱晕倒,皆痰为之也。”“风邪既盛,气必上逆,痰随气上,停留壅塞,昏乱晕倒,皆痰为之也。五脏虽皆有风,而犯肝经为多。”治之之法“调气为先,气顺则痰消,徐理其风。”说明中风的病机过程为肝风内动,痰气壅滞,是对朱丹溪痰湿相火论的发展。
明缪希雍提出了“内虚暗风”说。他认为中风将发之时,“必先显内热之候,或口干舌苦,或大便闭涩,小便短赤,此其验也。刘河间所谓此证全是将息失宜,水不制火;丹溪所谓湿热相火、中痰、中气是也。此即内虚暗风。确系阴阳两虚,而阴虚者为多,与外来风邪迥别。”治疗“法当清热、顺气、开痰以救其标;次当治本,阴虚则益血,阳虚则补气,气血两虚则气血兼补,久以持之。”(《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中风》)主张中风为阴阳两虚为本,热、气、痰为标,并虚证以阴虚为多,这一理论是对金元时期心火、肝风论的发展。
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风》记载“叶氏发明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为风脏,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偏枯在左,血虚不荣筋骨,内风袭络”,“风中廉泉,舌肿喉痹,麻木厥昏,内风也令阻窍,上则语言难出,下则二便借不通调”,指出偏瘫、麻木、言謇、便涩均是内风承袭所致,强调肝风内动是中风的主要发病原因。
清王清任《医林改错·半身不遂论叙》言:“若元气一亏,经络自然空虚,有空虚之隙,难免其气向一边归并,如右半身二成半归并于左,则右半身无气;……无气则不能动,不能动名曰半身不遂。”并认为“元气既虚,必不能通达于血管,血虚无气,必停留而瘀,”针对气虚所致血瘀,创制益气、活血、通络的补阳还物汤。
明清时期,认识到中风内虚为本,风、痰、火、瘀为标,进一步认定阴虚、气虚、肝风、血瘀在中风病中有重要作用。
5 汇通学派中西结合理论,中风理论成熟
清末民初,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三人为同代人,均提倡中西汇通中西汇通,对中风病诊治做出杰出贡献。
张伯龙受西医“血冲脑气筋”启发,悟及《素问·调经论》“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正合于中风病机,认为“盖皆由木火内动,肝风上扬,以致气血并走于上,冲激前后脑气筋,而为皆不识人,倾跌猝倒,肢体不用诸证。”(《雪雅堂医案》)对风、火、痰在中风中的作用着重说明,指出最终结果是气血壅滞于脑,治法当“潜阳滋降,镇摄肝肾”。
张山雷对张伯龙的中风理论,评价最高,指出内风之动,由于肾水虚,肝木旺,至情至理。但“肾虚肝旺”四字,必须分标本缓急,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惟如此证甚轻,必无痰壅一证候,则伯龙所谓养水治之法,厚腻滋填,乃可并用。如其有痰,则滋腻即不受任,亦在禁例,……所以治此证者,皆当守定镇肝熄风,潜阳降逆一法,而佐以开泄痰浊,方能切合病情,而收捷效。”(《中风斠诠·卷一》)指出在标实之时,痰浊因素与肝风、肝阳同样重要。
张锡纯将中风病机归纳为“气血不足”、“脑髓空”、“肝阳肝风挟气血并走于上”,受西医“脑贫血”的启发,曰“况人之脑髓神经,虽赖血之养之,尤赖胸中大气上升斡旋之,……因上气不足,血之随气而注于脑必少,而脑为之不满,其脑中贫血可知,……血之注于脑少,无以养其神经,于是而耳鸣,头倾,目眩,其人可忽至昏扑可知。”《医学衷中参西录·卷一》;又曰“《内经》论人身有四海,而脑为髓海,人之色欲过度者,其脑髓必空,人之脑髓空者,其人亦必头重目眩,甚或猝然昏厥,知觉运动俱废,因病髓之质原为神经之本原也,其证较脑贫血尤为要紧。”又根据《内经》谓“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指出“盖肝为木脏,木火炽盛,亦自有风。此因肝木失和,风自肝起。又加以肺气不降,肾气不摄,冲气胃气又复上逆,于斯,脏腑之气化皆上升太过,而血之上注于脑者,亦因之太过,致充塞其血管而累及神经。其甚者,致令神经失其所司,至昏厥不省人事。西医名为脑充血证,……”。论述甚为详尽。
“三张”所论脑贫血、脑冲血、脑髓空与现代脑动脉硬化症、脑萎缩有许多吻合之处,即这时已完成了中风病三大类型的病机区分,使中风病的病因病机认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6 讨论
综上所述,从《内经》时期起有两大理论系统(见图1),一派发挥《素问·风论》“荣卫亏虚,外邪入中”,主张虚证为主,有代表人物有张仲景、巢元方、孙思邈、李东垣、王清任;另一派发挥《素问·生气通天论》“气血上冲,血菀于上”,主张实邪为主,并且认为邪实为标正虚为本,代表人物有刘河间、张之和、朱丹溪、叶天士、缪希雍、戴思恭。到民国初张伯龙、张山雷、张锡纯结合中西理论,提出中风病发病原因,可以是因为“气血不足”、“肝阳肝风挟气血并走于上”、“脑髓空”,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中风病病因病机学说,与现代中医中风病病因机已经非常接近。
临床上所见特别是老年人,因气血不足,脉络不畅,因而容易形成缺血性中风,从历史文献中证明是有依据的,气行则血行,气血充盈,是血脉正常运行的基础,气虚可致血瘀。所以本病若属于因虚致瘀,早期“虚证”突出时,治疗中应注意益气、活血、通络,而气虚血瘀证,不仅仅出现在后遗症期。
参考文献:
[1]黄炳山,等,从600例中风探讨其病因病机,吉林中医药,1986;(2):14
[2]高 颖,中风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论治,中国临床医生,20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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